魔兽世界天降厄运怎么做，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为何都失败了？
先说日本，日本是个等级森严的国度，加上日本孤悬海外，很少受外敌入侵，元朝本意让日本和平投降，日本却斩杀来使，忽必烈大怒，于是日元开战。公元1274年，4万大军900战舰浩浩荡荡从朝鲜半岛出发，向日本进攻，这边日本面对强大敌军，没有惊慌，沉着冷静，积级奋战，元军一路颇顺，于8月开始登陆，激战一天后，元军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在岸上扎营，却回到船上体整，无奈晚上台风骤起，元军船只互相撞冲，全军覆灭。公元1284年，元军二次东征日本，这次规模更大，北方舰队，南方舰队合计3500战舰，150000人马，蔽天盖日，杀向日本，一血前耻，日本上下一心，积级备战，还在沿海修了十几公里的石墙。激战一月后，元军始终无法在陆上安营扎寨。8月的一天，台风又起了，元军在船上又一次惨遭大败，日本又一次奇迹般胜利了，元军失败主要原因，天时地理人和都不占优，两次都遇上了台风，他也违背了自己远交近攻的战略，跨海远征日本，战船质量也不达标，海战本就不是草原陆地民族的强项，另外劳师远征，后勤保障不足，因此，以自己的弱点却进攻敌人优点，只凭血勇之气，元军败的不冤。反观日本，天时地理人和都占齐了。胜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到朱元璋手下做官？
我相信，看完本文，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自然出来了。可能有点长，希望各位有耐心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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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二年（1352年），定远土豪郭子兴率众揭竿而起，攻占濠州，加入浩浩荡荡的红巾军起义。
郭子兴的部下汤和给儿时的小伙伴朱元璋写了一封信，劝他“速从军，共成大业”。
此时的朱元璋简历上也就只有放牛、乞讨和撞钟这些工作经历，实在乏善可陈，在一番犹豫后“被迫”参加造反队伍。
▲起兵前的朱元璋【剧照】。
这次豪赌为朱元璋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投身义军后，他迎娶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为妻，手下更聚集了徐达等一帮精兵强将，事业蒸蒸日上。
朱元璋看了一下自己的创业团队，都是大老粗，自知有必要优化管理层，尤其是招揽知识分子。朱元璋自己也说：“方今群雄并争，非有智者不可与谋议。”
至正十四年春，朱元璋带兵攻打滁州，安徽定远的老乡李善长前来拜见。
李善长粗通文墨，喜欢读法家学说，曾在乡里担任祭酒，即节日祭典上代表乡亲以酒祭天的人。身为乡间小知识分子，李善长一向注重乡土观念，日后更是成为明初淮西官僚集团的领袖。
当时有不少淮西文人在郭子兴帐下任职，唯独李善长看上了在郭子兴手下打工的朱元璋。
朱元璋正愁团队里没有读书人，正好就来了一个，便和李善长一见如故，聊得很投机。
朱元璋问李善长：“四方战事何时才能平定？”
李善长早已胸有成竹，答道：“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也是白手起家，但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民心所向，因此五年平定天下，成就帝业。如今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土崩瓦解，您的家乡凤阳与汉高祖的家乡沛县相去不远，这天子之气应在您身上。若是能效仿汉高祖，何愁天下不平。”
这一番战略规划，让朱元璋心潮澎湃，他将李善长视为心腹，负责后勤保障、收罗人才。后来，朱元璋将无行军打仗之功的李善长喻为“萧何”，列为开国功臣之首。
▲李善长【剧照】。
而李善长为明朝做出的贡献正好与汉代的萧何相似。
朱元璋自称吴王后，留镇后方的李善长以元朝制度为基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制订了一套新的法律法规，包括经营法、立茶法、立钱法等等。前线将士征战四方时，李善长将后方打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
朱元璋称帝后，李善长又为明朝制定六部官制和朝廷礼仪，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开国之初，明朝的大小事务几乎都有李善长的一份功劳。
但是，能跟李善长竞争明朝开国第一文臣的，其实还有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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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之初，朱元璋听取李善长劝其效法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的建议，礼贤下士，延揽人才。
然而，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和李善长一样，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元末乱世时，还有许多文人志士隐居山中静观时变，其中就包括浙东大儒——宋濂。
▲宋濂。
宋濂的文名天下皆知，其文章“浩浩乎莫窥其际，源源乎不知其所穷，洋洋乎不见其所不足也”，是元末的文坛大咖。元朝多次向其抛出橄榄枝，擢其为翰林兼国史院编修官，宋濂都推辞不受。
以一介布衣一步登上史馆，多少文人梦寐以求，但宋濂固辞，更多是出于冷静的政治头脑。
元朝任命其为编修官时，距离灭亡只有19年，统治集团相互倾轧，黎民百姓生计维艰，群雄斩木揭竿，至正初年，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就有三百余起。
宋濂平生规规默默，奉行的是孔子的入世思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以太公望、诸葛亮自比，强调“古之人非乐隐也，隐盖不得已也”。
宋濂一直在等待，一个足以平定乱世的英主。
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在攻占应天后，亲率大军进攻浙东。
此前，朱元璋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又对李善长说：“我手下不缺淮阴侯韩信这样的人物，徐达便可担当大任，但是少了个留侯张良。”
李善长就说：“宋濂博物洽闻，兼通象纬，可堪大用。”
于是，朱元璋征召宋濂等浙东名士前来应天。
在仙华山隐居多年的宋濂，此前曾婉拒过朱元璋部下宁越府知府的聘书，自称自己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不过是借此消遣，并没有真才实学，只想在山中草屋照顾年迈的父亲。
当朱元璋亲自礼聘，宋濂这才欣然前往。
出山前，宋濂还特意征询当地隐士千岩大师的意见。千岩大师表示不赞成，可宋濂不听，反而拂然而去。
作为一名儒者，宋濂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遇无道之朝，固然可以隐而不出，但若遇有道之君，就应当入仕，不仕则无义。
宋濂到应天后，被任命为儒学提举司提举，长期担任朱元璋的顾问和秘书。朱元璋还将长子朱标托付给他，让其教授经学。
宋濂教导朱标长达十余年，为培养皇位继承人竭尽心力，又在朱元璋戎马倥偬之际，为其讲授帝王之学，堪称一代帝师。他是朱元璋亲自认证的“开国文臣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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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宋濂同时被朱元璋征召的浙东名士，还有刘基。
当年，李善长举荐宋濂通晓经纬，可为人一向低调的宋濂却说，我的本领不如青田刘伯温。
宋濂与刘基相识多年，他们都曾跟随郑复初学习理学，而当宋濂隐居仙华山义不仕元时，刘基却在朝廷为官，助元朝剿灭义军。
数年间，刘基见证各地义军攻城略地，官军暴虐无道。昔日繁华的杭州城惨遭兵燹，被元军举火焚城，只见“市人半荷戈，使客尽戎装”。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让刘基“悲从怛中怀，泣涕纵横流”，只好弃官归乡，隐居青田。
▲刘基。
有意思的是，当宋濂劝刘基入仕，辅佐朱元璋时，刘基却劝宋濂入山为道，讽刺朱元璋等义军不过是盗贼。他写过一首诗，说“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如狼”。
朱元璋让处州总制孙炎邀刘基出山，刘基不干，还回赠了一把宝剑，潜台词是你们别逼我，我宁死也不从。
孙炎也是个文化人，就给刘基写了首《宝剑歌》，其中有“还君持之献明主，若岁大旱为霖雨”二句，意思是这宝剑我不敢接受，希望你献给明主，也就是我家主公。
再三考虑后，刘基决定和宋濂等三位名士到应天见见朱元璋。
朱元璋热情接待他们，态度也很诚恳，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并在自己住所的西边修筑礼贤馆，供他们居住，礼遇有加。
刘基心动了，有别于宋濂，他一向慷慨敢言，针对朱元璋“四海纷纷，何时能定”的疑问，刘基呈上时务十八策。
此后，刘基一直担任朱元璋的军师，除了奉献一身天文算卦的本事，更是在战场上出谋划策，被朱元璋誉为“吾子房（张良）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与陈友谅展开为期36天的决战。
刘基与朱元璋在此役中共乘一船，参与作战指挥，借鉴古代兵法，提出了运用火攻的战法。
在此战中，刘基还救了朱元璋一命。当时朱元璋正在船上督战，一旁的刘基发现陈友谅的战船正对着朱元璋所在战船，急忙请朱元璋转移到其他船只。
朱元璋前脚刚走，还没坐下，回头一看原来的船已经被击沉。
而刘基“移军湖口”的策略，更是为朱元璋军奠定胜局。两军大战正酣时，朱元璋听从刘基建议，命常遇春诸将横街湖面，断绝陈友谅军的退路，又分兵断其粮道。
陈友谅进退失据，只好从湖口突围，退回武昌，结果水陆两路都遭到朱元璋军队堵截，陈友谅自己在突围中中流失身亡，其原先占据的广大地区很快归朱元璋所有。
在平定陈友谅、张士诚，乃至北伐中原的过程中，刘基多次献计建功，后世称其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功臣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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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长是朱元璋的患难之交，还是故旧乡人，宋濂是太师兼帝师，刘基是朱元璋的首席军师。明朝建国后，从新王朝的名称、皇宫都城建设到诸多典制、封赏册封，此三人统筹决议尤多。
▲明军攻下大都。
多年来，他们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一身才智正好为农民出身的朱重八建言献策，如今功成名就，只待颐养天年。
其中，左丞相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位列功臣之首。当其他大臣质疑李善长的能力时，朱元璋还为他辩解，称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
李善长还与朱元璋结为亲家，其儿子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此外，朱元璋还赐李善长丹书铁券，可免李善长两次死罪，免其儿子一次死罪。然而，这不过是皇帝演的一出好戏，这“免死铁券”上有“谋逆不宥”四字，历史证明这免死金牌确实没什么用。
常年担任“侍从之臣”的宋濂，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和尊重。平时朱元璋与大臣们唱和的诗集，都由宋濂作序，并赐予其白马、黄马，还称赞“翰林首臣，只有宋濂一人合宜”，一度想把他提拔到中枢。
洪武八年的中秋节，朱元璋和宋濂开怀畅饮。
朱元璋亲自赐酒，宋濂不胜酒力，喝得烂醉。朱元璋看着这位帝师的醉态，写了首《赐醉赞善大夫宋濂歌》调侃：“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步兮跄跄”。
你把我灌醉，还给我写诗，一片君臣无猜的和谐画面。
▲朱元璋【剧照】。
建国之初，朱元璋将一起奋斗的部下视同手足，可皇帝的位子坐久了就难免渐渐暴露出骄矜多疑的性格。
倒是刘基一早就在建都一事上得罪了皇帝和淮西官僚集团，也感受到了朝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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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朱元璋打算在临濠府（凤阳）营建中都，建造宫殿，仿造京师之制。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老朱建设家乡的举措，尤其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也都盼望着故乡建都。
朱元璋理由很充分：“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持，以水可漕。”
刘基胆识过人，又不善钻营，从维护朝廷利益出发，坚决反对：“凤阳虽是帝乡，但绝非建都之地。”一句话就把朝中重臣得罪了一大半。
不过，朱元璋还是不忍心立刻与这位老臣决裂。在淮系官僚集团日益膨胀后，朱元璋产生了撤换李善长的想法，他问刘基，谁是合适人选。
刘基与李善长素有嫌隙，此时却为李善长说话：“李丞相是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
朱元璋不解：“他数次想害你，你反而为他说话，看来你比他更适合为相。”
刘基即刻叩头回答：“这可使不得。这好比换柱子，要大木才行，若以小木代之，只会加速倾覆。”
李善长罢相后，朱元璋再次与刘基讨论此事，跟他说了几个候选人。
朱元璋先问他杨宪如何。刘基答，杨宪有相才，而无相器。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汪广洋还不如杨宪呢。
最后，朱元璋又问及胡惟庸。刘基更不以为然，说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将来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那就要翻车了。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朱元璋干脆对刘基说，要不还是你来。
刘基再次力辞：“臣嫉恶太甚，又不耐繁杂的事务，恐怕会辜负陛下一片好心。其实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
▲刘基【剧照】。
刘基很聪明，再一次全身而退，但是他也该知道，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需要聪明人了。
更何况，胡惟庸还是李善长的死党，也是淮西集团的骨干，由李善长一手举荐而擢升为中央大员。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结为姻亲。
刘基得罪他，也就再次得罪了淮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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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四年（1371年），刘基在受封为诚意伯一年后激流勇退，辞官归故里，并给朱元璋上了一个《谢恩表》表示感谢，也算正式退休。
刘基告老还乡后谨慎有加，平时唯有饮酒下棋，闭口不谈功勋，甚至连当地知县要拜访他，他也避而不见。
知县为了见他一面，只好微服私访，打扮成山野村夫。那日，刘基在家刚洗完脚，见有客人拜访，就让侄子请他入内，好生款待。
饭吃到一半，知县才向他直言，我是本地知县。吓得刘基忙起身，以平民自称。从此之后，这名知县再没能见到刘基。
▲刘基。
刘基虽已还乡为民，但性情坦率的他还是管不住自己那张嘴，厄运终究找上门。
当时瓯、闽一带有一个地带叫谈洋，是盐贩、盗贼聚集之地。刘基委托儿子上奏，称可在该地区设立巡检司，以控制该地刁民。
胡惟庸得知此事，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说谈洋踞山临海，有王者之气，刘基是想谋取该地作为自己的墓地，当地百姓不允许，才建议设巡检司为难百姓。
刘基本来就懂风水，朱元璋一听还有这么一茬，信以为真，就把刘基的俸禄夺了。
刘基自知惹祸上身，急忙进京请罪，路上心情悲戚，写诗曰：“今日复明日，明日能几何？壮心萧索尽，思念恒苦多……我独无羽翼，慷慨中自伤。”到了京城，冤屈无处辩白，又得不到朱元璋宽宥，没病也得憋出病来，刘基很快就病倒了。
刘基生病期间，胡惟庸派太医来医治。刘基服药后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觉得腹中似有石块，病情加重。
一直拖到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才放刘基重回故里。回家不到一个月，65岁的刘基就病重身亡。到底是谁害了他，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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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朱元璋在案情未明的情况下，除掉了擅权枉法的胡惟庸后，又向开国功臣举起了屠刀，连累受害者数以万计，即便是宋濂和李善长也未能幸免。
▲晚年的朱元璋猜忌心日重【剧照】。
洪武十年（1377年），年迈的宋濂致仕还乡。
宋濂退休，朱元璋仍尊称其为先生，赐其缗绮，并关怀备至地问他年岁几何。
宋濂答，六十有八。
朱元璋说，好好珍藏此绮，三十二年后做一件百岁衣。
宋濂顿首拜谢。“生世而逢真主，仕宦而归故里”，是为臣者的至高荣誉。
归乡后，宋濂终日闭户不出，不问世事，亲戚中有人托他向府、县衙门疏通，都被他一口回绝。每每有人议论国事，他都三缄其口，说：“臣老矣，退休田里，久欲无言矣。”
宋濂深知官场险恶，更是不愿重蹈好友刘基的覆辙，只求善始善终。可是，谦逊低调的宋濂还是在退休三年后遭遇无妄之灾，其长孙宋慎卷入胡惟庸案，宋濂一家受牵连。
早已远离朝堂的宋濂被定为死罪，将要斩首。幸亏马皇后极力劝止，对朱元璋说：“民间尚且懂得对老师以礼相待，何况天子，而且宋濂久居乡里，必不知情。”
朱元璋根本听不进去。马皇后只好一改往日习惯，不吃荤菜，不沾一滴酒。朱元璋纳闷，问她这是何故。马皇后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朱元璋一听，未免有些恻然。
太子朱标则进行“死谏”，以投河自尽为要挟，请求朱元璋赦免自己的老师宋濂。
朱元璋只好放过宋濂，将其全家流放到茂州（在今四川北部）。本来就年老多病的宋濂，经不起长途颠簸，经过夔州府时就一病不起，含冤而死。
敢言直谏的刘基和谨慎小心的宋濂都不得善终，曾为淮西集团领袖、扶持胡惟庸上位的开国丞相李善长更是危在旦夕。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77岁的李善长被揪出来清算旧账。
此时距胡惟庸案已过去整整十年，李善长仍被举报曾参与谋逆。朱元璋故作怒态，宣布：李善长身为朝廷重臣，又是皇亲国戚，有人谋反，居然知而不报，实在是大逆不道，正好当时有星变，需诛杀大臣应灾。
李善长自知唯有一死才能解脱，在家中自缢而死，其全家七十余人一并处死。这位曾被朱元璋称赞为萧何的股肱之臣，也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
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就上《论韩国公冤事状》，为李善长公然叫屈。
王国用的《冤事状》大意是说，李善长与陛下齐心协力，出生入死，生前封公，位极人臣。若是他自己想图谋不轨还说得过去，但说他要帮助胡惟庸造反，就太荒谬了。
最后，王国用冒死劝谏朱元璋，说：“李善长功勋卓著，在审案不明的情况下，就借口杀大臣以应天象而将他论罪，只怕满朝文武都会为此寒心。只求陛下以此为戒，不要再行杀戮。”
也许是朱元璋一时良心发现，看到《冤事状》后竟没有发怒，也默默认同了李善长之罪确实是莫须有。
然而，恐怖的政治气氛并没有因此消散。无论是“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的李善长、“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还是“渡江策士无双”的刘基，乃至平定云南的傅友德、远征辽东的冯胜等等开国功臣大多不得善终。
洪武一朝，朱元璋诛杀的官员和儒生多达十余万，其中有许多贪官污吏和不轨之臣，但也有不少王公、列侯、宰相、大将无罪被杀，成了冤死鬼。
如此，成为功臣第一，又有何用？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2、王春南：《宋濂、方孝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吴晗：《朱元璋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电视剧如此芬芳的剧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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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毁掉的不只是一代人的人生。小女孩荣芬芳随知青母亲江建英从贵州回到上海，等待她们的却非亲人的温暖，而是各种敌意和蔑视。舅妈阿菊无论如何不愿收留她们，雪上加霜的是妈妈又因病撒手人寰。苦难之际，芬芳毫不容易从善良的林老师（冯雷 饰）那里得到些许温暖和作为人的尊严，并和林家两兄弟成为亲密的好朋友。但是天降厄运，迫使芬芳和林家失去了联系。此去经年，在饭馆打工的芬芳（宋佳 饰）和多年未见的林超（耿乐 饰）、林越（郭京飞 饰）两兄弟不期而遇。在时代的大潮下，三个各怀理想的年轻人经历着思想和情感的变革，他们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彼此见证着生命之花的盛放与凋零……
竹书纪年写舜囚尧？
互联网真好👍。头条，再说具体点儿，悟空问答，真好👍。不然，咱们这么多和专业不相干的人，即便不属“引车卖浆者流”，至少也是打酱油的吧，咋能在这儿一本正经地讨论《竹书纪年》可信还是《史记》可信呢？ 真该珍惜这么好的平台和这么好的机会。
那么，舜囚尧和禅让，哪个是真的？或许，都是假的；也可能都是真的。
一争论这件事，也就是认可历史上曾经有过尧舜禹这几个人了。
打个比方，甲说，张三真义气，把自己大哥的位子让给李四了。乙说，不对，是李四逼着张三把大哥位置让出来的。为此，两个人争吵激烈恨不得动手。结果，警察来了，说吵什么吵，根本没有张三李四这俩人。完了，争得毫无意义。
上世纪20年代，“疑古”之风劲吹，尧舜禹都被看作是神话。王国维这个时候站出来了，在课堂上讲《古史新证》，后来还出了书。他认为，尧舜禹是确有其人的。
过去，认为尧舜禹存在并且禅让的，主要依据是《论语》和《尧典》。
后来发现了遂公盨，现在保存在保利艺术馆，证明《尧典》、《皋陶谟》、《禹贡》所载内容是有根据的。自然，《论语》也不是瞎说。
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楚简《容成氏》和《子羔》；湖北荆门楚简《穷达以时》；清华简《保训》等等，也分别证实了尧舜禹的人和事。
山西陶寺遗址的发现，和文献里关于尧的记载高度吻合。学者们说，这里很可能就是尧都。
无论如何，现在虽然不能说对这三个人一清二楚了，但如果还矢口否认其存在，那就真的无话可说了。
二既然如此，尧和舜，到底是禅让还是争权？《竹书纪年》和《史记》谁说的对呢？
先说说可能都不对。
关于这件事，不论《竹书纪年》的作者，还是司马迁，都不是事件的直接当事人——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他们都没亲眼见到，都是听说。
当然，《竹书纪年》作为晋魏官史，大约是公元前299年以前的——其作者，听说他俩的事儿，比司马迁早了至少200年。
不过，尧舜禹毕竟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人物——《竹书纪年》最早的作者，也该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中间差着至少1000年。这么说，其实，获得准确信息的概率，和司马迁没太大区别。
有人回忆过部队夜间行军的事情，说前面确定了口令，让往后传，结果到了队尾，就已经错的离了。心理学家做过相关实验，口耳相传的句子，在传到第13个人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误差。
也就是说，从逻辑上分析，《竹书纪年》和《史记》，谁都可能出错——或者一对一错，或者都错。
三虽然，关于尧和的记载，《竹书纪年》和《史记》说的不一样，其实，这只是细节上的差别。两个人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又可能讲的都有道理。
说说《史记》有道理的理由。
第一，司马迁写《史记》，不是奉旨而为，而是出于史官的家传责任。
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司马迁写史，不是为了完成皇帝交给的任务；也不是写好了呈送皇帝以邀功请赏；亦不为挣稿费或博流量吸粉丝。 他不存在编造历史，欺骗后人的主观动机。
《史记》写好之后，司马迁没四处张扬，而是在家里保存了起来，说要传给合适的人。后来，经由他的晚辈才披露于世。
第二，司马迁不仅写史的目的性纯正，而且治史方法严肃认真。
按照司马迁自己说的，他写《史记》——这是后人改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叫《太史公书》——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蛮高大上的立意。由此，也决定了他对于史料的取舍，极其严谨。
《史记》里，引用了先秦古籍有一百多种，其中，《六经》及传解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籍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籍十余种。他还说，《山海经》等书，考虑再三，觉得不靠谱，不敢引用。
对一些史事，不够清楚或材料不足的，司马迁多次田野考察，东南西北跑了相当大的范围。
这样的写作主观动机，以及治学态度，使《史记》的记载，具有了极高的真实度和可信度。不然，历经2000多年，这部史书不会获得国内外如此高度的评价。
四历史上，不是没人质疑过《史记》。关于禅让这一条，1000年前就有人责问过了。
《史记》也不是没有失真之处。例如，对商王世系的记载，司马迁肯定看到过关于王亥为一代商王的资料，但依然没有采用。这大约是白璧微瑕。
很重要的，如他自己所说，写《史记》，深受孔子修《春秋》的影响。
那么，关于禅让一说，是不是也与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关呢？很有可能。
但是，其实，司马迁在这上面如果错了，并不错在沿袭了儒家关于圣人禅让的思想，而错在没能认识“禅让”的本质。
尧舜禹是什么人？他仨，虽然后来都被称帝，但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之王”——充其量，是担任了部落联盟首领的“酋长”。
人类社会，大都经历了一个原始社会阶段。这如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说的，由部落到国家，是一个漫长过程。
之所以可以认为夏朝存在，是因为从禹的儿子启开始，实行了家族统治，父子或兄弟传承，这是符合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史的。
在夏朝之前，不是这种权力继承关系，那总会有一种传承方式吧？所以，“禅让”是很可能的，尽管“禅让”的背后，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道道儿”可讲。
五对于禅让，是顾颉刚先生“疑古”的重要目标。不少学者，发表了或褒或贬的意见。裘锡圭先生，在归纳这些研究后，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说——
“顾氏（指顾颉刚先生）指出战国时代盛传的尧舜禅让等传说，把受禅者说成有贤德的平民，这种说法只有在战国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才能产生，决不反映历史事实。这是完全正确的。指出这一点，是《禅让考》（指顾所写《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的主要贡献。但是顾氏因此认为禅让传说纯系战国人所造，反对“用了社会分析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用禅让传说讲上古社会，认为有人说“禅让说是原始共产社会里酋长选举制的反映”，是以假造的故事为史料。这却是不完全妥当的。战国时代普遍流传的禅让传说，似乎不可能毫无一点历史的影子。说禅让传说反映了古代王位世袭制建立前以“不授其子而授贤”为特点的君长推举制度，应该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因为战国人编造了舜由平民升为天子的情节，就否定古代有类似禅让的制度存在。……夏代之前的“禅让”时代，连文字都没有，因此只有传说而没有确凿史料传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从《容成氏》《子羔》《唐虞之道》和《礼运》都认为在传子制建立前普遍实行过禅让制来看，广泛流传的禅让传说很可能的确保留了远古时代曾经实行过的君长推选制史影”。裘先生说到的《容成氏》等几部文献，都载于楚简，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300年之间，早于《竹书纪年》，支持了《史记》的观点。 （舜，清人绘）
六裘先生所说，禅让是原始部落酋长间的推选制。这个观点，与许多著名学者的看法相同。徐中舒、李学勤等先生，都有专门论文论及。
人类社会，不可能从和动物一样的混沌状态，一下子跳进建立国家那种文明形态的。其间，必有一个部落和部落联盟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基本是以推举产生的。这是世界上的人类学家和古史学者比较一致的认识。
“禅让”的本质，很可能就是这种推选的过程。 这种推选，一定是有某些“选贤任能”的标准的，反正不会采用类似“抓阄”的方法。
到了战国时期，这种选贤任能，被儒家、墨家夸大了其中道德的含义，着力突出圣人让贤的高风亮节，反而搞得不太让人相信了。
战国时的儒墨之学宣扬“禅让”，是有其时代原因和目的的。那个时候，“礼崩乐坏”， 诸侯争霸，抢权夺利。儒家大讲“禅让”，墨家力主“非攻”，只不过是力图挽回奴隶社会的颓势而已。殊不知，自启杀益，又经千多年，早就过有可能靠推选确定“首领”的年代。
司马迁错在看不透禅让的本质，按照《六经》，人云亦云。只是限于时代，也真怪不得他。
七《史记》从黄帝写起，是有道理的。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最早的原始时期，也不再是一个个单独的部落，而是大得多的部落联盟。
黄帝和炎帝，大概是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而且，已经有了权力之争——黄帝就是因为觉得炎帝领导不好部落联盟，才征之讨之，取而代之。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中国的战争史，自黄帝始。 黄帝的时候，已经这样了。到了尧舜禹，如果按道理说，尧应该让位于舜，而尧“不守规矩”，霸着位子不让，舜难道不能以尧“不好好玩儿”为理由，先囚尧再夺位么？但即使这样，仍然没有改变当时总体上是“禅让”这个总体玩儿法。
这是说《竹书纪年》的记载，也可能是真的之理由。
八对于部落联盟之间的“禅让”，孙庆伟教授有一个轮流执政的说法，也可参考。
黄帝之后，中原一带，主要有三大部落联盟集团——华夏、东夷和三苗。其中，华夏和东夷合作多于争斗，合作的方式是轮流执政——华夏（尧）——东夷（舜）——华夏（禹）。 所谓不打不成交，或许，这种合作，正是由于舜囚尧才达成的也未可知。
关于推选制，李济先生持此看法。他的学生张光直，似乎更倾向于轮流执政。张先生对于殷商王位继承的研究，认为其仍然有王族利益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关系。他称之为“乙—丁制”。
九概括一下——
“禅让”很可能是存在的；其本质，是原始社会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的推选制；战国时期的儒墨之学，把其片面化了，过了原始阶段，这种方法已不可能复制，才有了燕王哙禅让的闹剧；这种原始社会禅让，很可能表现为部落内部和部落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这种推选制，越接近文明社会阶段，实行起来越困难，于是有了黄帝伐炎帝，舜囚尧很可能存在，但并不改变非家族继承的实质。
郭沫若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历史著述。他在中国，提倡了一种新的唯物历史观，这就是，应该把中国历史放在大的历史演化的进程中考察。禅让，只能放在原始社会的背景下去认识。所有以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之后的标准，或者按现代“法理”的标准来分析此事，大约都不靠谱。
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生活？
感谢网友＂叶落知秋fch＂邀请答题。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生活？我认为人生各阶段应该具有顶对性的心态。
少年时代积累知识经验为主，要有＂上进心＂。
青年时代成家立业为主要目标，要具有对爱人与家庭的＂爱心＂。
中年人在社会中是中坚力量，在家中是顶梁柱，在这一段应该具有对身体＂小心＂。
老年人辛苦一辈子，退休在家安享晚年，所以要保持＂开心＂。除了这些顶对不同阶段的心态，还要具有对老人的＂孝心＂，对孩子的＂关心＂，对爱人的＂知心＂，对工作的＂用心＂，对朋友的＂交心＂，对自己的＂宽心＂。
理解至此，祝愿朋友们对生活永远保持＂乐心＂，笑对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