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半人马,中国古代王朝发展鼎盛的时候?
其实原因不是很复杂,是我们两个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就导致了不同的体制及利益获取方式。而生产生活方式是由地理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从地理环境来说,我国处在东亚地区,北部是西伯利亚大荒原,东边是浩瀚的太平洋,西边是葱岭,西南是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再往南就是亚热带雨林地区,在整个东亚地区来说最大的产量地就是我国的华北和华南地区。
所以地理环境就决定了我们在古代是个典型的农业文明国家。
农业经济不会扩张殖民地的原因农业文明获取经济利益的根本是靠土地耕种,而不是工商业,我国千年以来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也是为农业经济服务的。因为在农业文明生产生活条件下,统治者担心如果都去经商了,那么就没人种地了。如果没人种地,那么国家就会粮食不足,在中国古代也不可能通过商业大量进口粮食来养活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和如此之多的人口,所以千年以来就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来保障农业经济。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转型为工商业文明,其实机会最好的时期在宋代。
宋代是我国古代经济最发达的时代,政府财政收入在8000万贯-1.6亿贯之间,换算成银两就等于是8000万-1.6亿两白银,这个收入在整个古代是最高的,宋朝为1亿人口,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清代为4亿人口,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是清代在近代以前收入最好的时候也就5000万两白银左右,可见宋代发达的工商业经济给国家财富带来的增长是多么地可观。
▲宋代我国有可能转型为工商业文明,甚至成为海洋帝国,可惜没把握住
只可惜宋代本来发展的很好的工商业经济的趋势,后来被朱熹为代表的农业经济思想占据了主流。因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出现了衰落,朱熹和程颐代表的理学的兴起后来逐步成为社会主流,从而农业经济思想重新复辟。
工商业经济最讲究的是自由,而农业经济最讲究的是控制。朱儒就是典型的控制。朱儒认为万物皆理,这个事物存在有这个事物存在的理,那个事物存在有那个事物存在的理,理是人们要遵守的尊则,不得违背。何为理呢?朱熹认为如果你为了吃饱饭而吃饭是理,为了食欲吃饭是欲。人为了养家糊口赚钱为理,为了赚大钱而赚钱为欲。要“存天理,灭人欲”。再如程颐所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意思就是寡妇死了丈夫后不能改嫁,就算饿死了也不行。这种人身控制的思想只能舒服工商业的发展。因为工商业的价值是要通过人与人之间价值交换实现的,没有这个前提工商业也无从发展,到了明代之后朱儒成为了官学,也成了人们所必须遵守的准则,工商业经济也就长期被压制了。
▲农业文明结构下,即便有郑和舰队这样的无敌舰队,也不会扩展海外殖民地
我们曾经有过世界上的无敌舰队,就是郑和舰队,也从事了大型的航海活动,但是他们没有去建立殖民地,原因就是在于,在农业经济环境下,开发海外殖民地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当地是会产很多粮食,可是这些粮食要运到内地运输成本往往就超过了货物本身的价值,所以只能亏本。既然占领殖民地没有经济利益,也就索性不占领了。扩张殖民地也就没了内在动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能力扩张海外殖民地但是没有开发海外殖民地的原因。
西方是典型的工商业文明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欧美文明,他们起源于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明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商业文明,这也是由他们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希腊文明的起源地希腊本身土地贫瘠,多山,当地的资源无法养活当地的人,所以人们要生存就只能经商,通过商业换取自身所需要的物资。
由此,古希腊文明在一开始就是典型的工商业文明。工商业文明的特点就是人的价值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才能实现,所以这样的文明一开始就有着自由的因素在里面。
工商业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需要的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市场越大,生意就能做的越大,这就为开阔殖民地提供了内在动力,而殖民地的原材料是工商业发展所需的物资,殖民地的人口也是工商业发展所需的市场。
我们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如A地有很好的木匠,B地有很好的木材,但是B地不在A地所在的国家。于是A地所在的国家就把B地开发成了殖民地,这样B地的木材就能通过商业卖到A地,从而A地能做出更好的木制品,A地做出了更好的木制品就能卖出更好的价钱,B地也因为卖出了更多的木材而赚钱。B地有了钱就自然要有更多的消费,如此,殖民对于工商业经济来说,是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的。
西方文明开发殖民地的历程总的来说,西方开发殖民地主要有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古希腊文明时期,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历经数百年,希腊人讲殖民体系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
▲古希腊文明时期的殖民地扩张
第二个时期就是我们熟知的大航海时代,也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由欧洲殖民者发起,最终将殖民体系扩展到了全世界,其中出现的典型就是大英帝国,也被称为“日不落”帝国,领土最大的时候占了全世界的五分之二。
其实我们强大的时候没有扩展海外殖民地并不是因为我们善良,西方扩展海外殖民地也不是因为西方邪恶,其实东西方来说,人性都差不多,只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东方文明表现的更多为对外宽容而对内残忍,西方表现为对外残忍而对内宽容。
综合以上来说,我国古代强大的时候没有扩展海外殖民地是由我们古代农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西方扩展海外殖民地是因由西方工商业经济机构所决定的。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为什么会主张出兵叙利亚?
谢谢悟空邀请!
绍伊古主张出兵的观点如下:
一:支持普京的"大国复兴"决心。
普京可以说是临危受命,接过了当时虚弱不堪,岌岌可危,内忧外患的俄罗斯,也许当时世界上的许多人都不曾看好这个初出茅庐的政治晚辈领导人,当他以凌厉的手段平定车臣战争,重拳出击摆平老金融寡头,以及因油价上涨带来的经济好转,不仅一世界当时对俄罗斯的前景普遍看好,俄罗斯人也为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很多人都认为普京能带领俄罗斯重新赢得世界尊重,会重成世界强国。从这点上来说,普京也绝对没有让人们失望,虽然俄罗斯现在是二流的综合国力,但是普京却用个人魅力支撑起了俄罗斯世界大国的地位。
而当时的俄罗斯岀兵叙利亚,在普京看来就是实现大国梦的最好机会与抓手,如果此战略成功,不仅突破了北约国家的战略围追堵截与打压,对于复兴自己的军工产业,打击和自己国内相勾结的中东恐怖主义份子,以及平衡中东地区的对比力量和改变中东地区的格局,将会有不同凡响的重大现实利益与历史意义!
二:出于对俄罗斯内忧外患的战略安全担忧!
内忧:据当时的俄罗斯情报评估,在当时的叙利亚内战中,有1千多名来自车臣地区的极端主义份子在叙利亚,其中部分人在"伊斯兰国”军队高层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在7万人的“伊斯兰国"武装恐怖主义份子中,有至少5千人来自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同时俄北高加索的一些恐怖组织,都宣布效忠“伊斯兰国”,而"伊斯兰国"宣布北高加索为“伊斯兰国”一部分,随后宣布俄罗斯为敌人,并威的小要在车臣和高加索同俄罗斯作战。
这些恐怖主义者作战经 验半富,再加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主义者援助,一旦这些恐怖主义者回流,将对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甚至会导致车臣等地区再度分裂,并将战火燃烧至北高加索乃至南伏尔加河沿岸地区!
外患,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发生颜色革命,致使俄罗斯周边地区政局动荡,社会动乱不止,对俄罗斯边境地区的稳定己经构成严重的威胁,此时的北约并没有因为俄罗斯的示好而放过他,反而俄罗斯的一次次示好,,换来的只是羞辱和打压,并且把战略围堵的包围卷已经压缩至波罗地海三国,乌克兰的与俄边境接攘地区,此时的俄罗斯已经完全裸露北约的枪口直接对准和战车的直接碾压之下,使俄罗斯完全丧失了挪,闪,躲避的空间,陷入了绝地的战略死角之中!
三:来自于对俄罗斯军队的信心!
自古可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他能得到普京的承认与认可,他的圆滑,好人缘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非凡能力,以及高素质的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
绍伊古在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府部长中,他是文官出任国防部长,并且是唯一一位16次政府改组中而留任的部长,并且被评为人民最喜欢的部长,并在军届被誉为“士兵之父”。
所以说,即使普京的政治手腕再高,战略思想再高,运筹帷幄的能力再强,如果没有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为支撑,他在叙利亚也不会取得如此辉煌战略成就与成果的!
前苏联解体后,军队的士气一落千仗,在叶利钦时期经历车臣战争的惨败后,俄军的士气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后,军队的士气有空前的提高,担是部队臃肿,效率低下的弊端依然没有改变,但是绍伊古2012年上任后,俄罗斯军队经过他励精图治,脱胎换骨的变革与改造,使俄罗斯军队的面貌换然一新,让俄罗斯军队重新找回了战斗民族军队的至尊与雄风,为打赢大仗与恶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国有良将,不仅是民族幸事,更是国家幸事!
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当时在什么情境下写出这句诗?
可以说,李白当时为杨玉环写下这首诗,他心里是极其不情愿的,但在帝王唐玄宗面前,他又不得不写。
李白二十七岁之前,都是在游学。真正接触官场是从他二十七岁开始。公元727年,朝廷诏令“民间有文武之高才者,可到朝廷自荐”。同年,李白居住在安陆寿山,与已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因为这层关系,他得以结识权贵。
但是,李白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一岁期间,李白上表的政见,如泥牛入海,才华得不到施展,他穷愁潦倒于长安,自暴自弃,与长安市井之徒交往,自甘堕落。
李白的人生出现转机,是公元735年。当时唐玄宗去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李白借此机会,凭扎实的道学基础,向唐玄宗献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唐玄宗的赏识。
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唐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唐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李白的《大猎赋》颇得唐玄宗的赞赏。
李白通过长安的大臣,结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
公元742年,由玉真公主与贺知章等人的推荐,唐玄宗再次看到李白的诗,对他十分仰慕,命令李白供奉翰林。所谓的翰林,就是给唐玄宗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
当时的唐玄宗倾心于杨玉环,国政之事全由奸臣李林甫、杨国忠打理,李白的政见得不到实施,整日就是给唐玄宗写诗,颇为压抑。
公元743年春天,李白41岁,宫中的兴庆池牡丹花盛开,唐玄宗与杨玉环一起在欣赏,唐玄宗又命令李白来作诗助兴。李白无奈之下,终究发挥才华写了《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李白的不凡才华,云想衣裳,赞美了杨玉环无比美丽的衣裳,花想容,赞美了杨玉环的花容月貌,李白这是用了高超的文学手法,以云喻衣,以花喻人。这首诗很得唐玄宗与杨玉环的欢心,只是李白却厌倦了这种毫无意义的御用文人生活。
李白虽然供奉翰林,但与他进京之初的远大志向大相径庭,唐玄宗虽然欣赏李白的诗才,但却不委以重任,只是作为玄宗的私人“陪侍”在宫廷中出入。
李白很苦闷,开始纵酒,并与贺知章等人结成“酒中人仙”,四处游玩。唐玄宗传令他上朝,他都懒得理会。有一次唐玄宗让他草诏书,但李白喝得醉熏熏的,抬起脚来让高力士帮忙脱靴才肯写。
李白虽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终没有得到唐玄宗的重用,后来,李白便也离开了宫廷。传说李白游历至安徽马鞍山采石矶附近,一个月夜,在长江上泛舟,喝醉了,看到江中月亮漂浮不定的影子,便俯身去捉,掉进了水里。所以后人在那里建了一座捉月台。
雍正九年的和通泊之战有多惨烈?
公元1697年3月13日蒙古准噶尔部的大汗噶尔丹在阿尔泰的阿察阿穆塔台服毒自杀。噶尔丹在金庸的小说《鹿鼎记》和二月河的小说《康熙大帝》以及由这两部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中均曾出现过。在电视剧中噶尔丹死后准噶尔部又发生了什么就没再介绍了。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准噶尔部并没随着噶尔丹的死变得一蹶不振。清王朝与准噶尔部的战争实际上是从康熙年间一直打到了乾隆年间。
噶尔丹的死其实并不是完全是由于清王朝的打击,事实上更多还是因为准噶尔部内部出了问题。当噶尔丹与清军作战时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起兵反叛:策妄阿拉布坦成功控制了北到额尔齐斯河上游、东到乌布苏湖的整个地区,从背后形成了对噶尔丹根据地科布多的包围。此时的噶尔丹已陷于两大强敌的夹击之中。最终噶尔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服毒自尽。
1698年9月策妄阿拉布坦遣使清朝:将噶尔丹的尸体献给清朝以示臣服。尽管策妄阿拉布坦向清朝表示了臣服,但这更多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策妄阿拉布坦的才干丝毫不亚于噶尔丹:噶尔丹曾一度其他杀死他,然而他却率领忠于自己的部下逃走了。噶尔丹东侵后策妄阿拉布坦趁机与清王朝联手对付噶尔丹。噶尔丹败亡之后策妄阿拉布坦就成为了准噶尔汗国新的统治者。
策妄阿拉布坦通过巧妙利用噶尔丹与清王朝之间的矛盾得以顺利上位,等他坐上大位之后展现出了惊人的内政、外交、军事才干:他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一方面利用外籍俘虏和工匠发展手工业。这些外籍俘虏和工匠带来了中原、中亚、欧洲等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使准噶尔汗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策妄阿拉布坦还任命在与俄罗斯作战时俘虏的瑞典军官雷纳特为其制造火炮、训练炮兵。
雷纳特为他制造了15门发射4磅重炮弹的重炮、5门小型炮和20门发射10磅重炮的迫击炮,与此同时还组织起了一支200人的炮兵部队。准噶尔汗国由此得以掌握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火炮技术。准噶尔既有游牧民族的剽悍又掌握着先进的火器技术,所以在军力上其实并不比清王朝差。策妄阿拉布坦仍延续着噶尔丹时代的对外扩张政策:1699年策妄阿拉布坦派遣自己的弟弟弟策凌敦多布西征,迫使哈萨克向准噶尔臣服。
在康熙五十四年、五十八年策妄阿拉布坦两次击败入侵的沙俄军队。随着实力的提升使策妄阿拉布坦不愿再臣服于清朝: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他派兵袭击哈密北境五寨。两年后他又派遣台吉大策凌敦多布率6000军从伊犁河谷出发,然后经过和田攻占拉萨、杀拉藏汗,从而在卫藏建立统治。1716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将俄罗斯人从叶尼塞河上游驱逐。1718年由川入藏的清军被准噶尔击败。
1720年清军再次出兵入藏,这次清军成功驱逐了准噶尔军队,至此清王朝在西藏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随后清军向位于准噶尔本土的乌鲁木齐乘胜进击,但旋即因康熙皇帝驾崩而撤回。1723年策妄阿拉布坦又支持和硕特部右翼首领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叛乱。清军在年羹尧、岳钟琪率领下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但在乘胜攻打准噶尔本土时却损兵折将。由于双方军力势均力敌,所以几场仗打下来都是互有胜负。
漫长的拉锯战使双方都吃不消了。1725年雍正皇帝同策妄阿拉布坦议和——双方划分了边界并商定互相贸易。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雍正趁机发军进攻准噶尔,结果却遭遇大败,最终清军不得不退出科布多。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清廷决定出动北、西两路清军近十万人堵御准噶尔军:西路军主要是由岳钟琪统率的汉人士兵;北路军主要是傅尔丹统率的八旗精锐。
正当清军准备对准噶尔采取军事行动时噶尔丹策零表示愿意配合清廷捉拿反叛的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得知这一消息的雍正皇帝就命令岳钟琪、傅尔丹暂缓进兵准噶尔。雍正九年(1731年)傅尔丹上疏称:科布多(今蒙古国吉尔格朗图)为进兵孔道,所以请求于此筑城。傅尔丹在得到朝廷批准后于当年五月移军科布多。噶尔丹策零见北路清军比西路稍疏就决定集中兵力进攻北路。
雍正九年六月(1731年)噶尔丹策零派人假装被清军抓获后向傅尔丹传递出噶尔丹策零并没集结好部队的假消息。当时傅尔丹手中的北路军一共有四万兵力。轻信了假消息的傅尔丹出于贪功冒进的心理就从中挑选出一万余人的王牌精锐部队轻装急进,结果钻入了噶尔丹策零用三万兵力布置好的包围圈。傅尔丹只好一边打一边退守到和通泊附近(今蒙古国科布多城以西的阿尔泰山脉之中)。
清军在这里迎来了与噶尔丹策零的决战:清军在此战中所面对的是三倍于己的对手,而且准噶尔方面还有瑞典军官训练的野战炮队。傅尔丹经过一番苦战之后带着两千余名残兵败将杀出重围,其余精锐将领尽皆损失殆尽。在这场战争中就连清军中素以勇猛善战著称的索伦兵素也是一触即溃。索伦一词出自满语中的"先锋"、"射手”:索伦是清朝时期对鄂温克族的称呼。
从“索伦”的含义就可以看出鄂温克族民风刚劲善战。皇太极时期满洲八旗曾三进黑龙江才得以征服索伦部。尽管满洲人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最终得以征服索伦部,然而索伦部剽悍善战的民风给满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皇太极在征服索伦部后就将其编入了满洲八旗之中。顺治、康熙年间索伦部就曾打败过入侵的沙俄军队。在后来的乾隆时代索伦部也曾参与过平准噶尔、平回部大小和卓、平廓尔喀等一系列战争。
索伦部几乎参与过清代中期历次平叛和反击外来侵略的战争。索伦部的勇武善战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在雍正九年的和通泊之战中索伦兵却是兵败如山倒。和通泊之战中傅尔丹统率的一万余人中除了索伦兵之外其他官兵也都是清军中的精锐王牌:其中的京都八旗兵在入关时曾创造过一万人追着八十万明军打的战绩。然而在此战中六千名京都八旗兵被彻底打残,因此战后就有了北京八旗家家戴孝的说法。
雍正九年的和通泊之战会败得如此惨烈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对形势的误判:既有雍正皇帝在国家战略层面的误判,也有傅尔丹对战场形势的误判。雍正的误判在于他以为策妄阿拉布坦死后准噶尔汗国必定四分五裂,所以自己正好趁机出兵彻底剿灭准噶尔,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噶尔丹策零很快就稳定住了局势。事实上这时的准噶尔汗国可并不是一个软弱可欺的软柿子。
这一时期准噶尔汗国管辖着包括今新疆、青海、蒙古高原西部、西伯利亚南部以及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等广大地区,人口达到五百余万,拥有三十万大军,数次击败清军、俄军,使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等中亚王国成为向其领土的组成部分。这时的准噶尔汗国与清帝国、沙皇俄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奥斯曼帝国、波斯、莫卧儿帝国等国共同跻身当时全球最强的十大帝国行列。
从策妄阿拉布坦时代起准噶尔就兼有游牧民族的剽悍与先进的火器技术。在和通泊之战中准噶尔大军装备有欧洲大炮、土耳其式火绳枪等新式热兵器,而当时清军手里用的还是当初入关时用过的鸟枪、明末火铳、威远炮、子母炮等早期热兵器,所以清军的火器在射程、射速、精度上都完全被准噶尔大军碾压。清军和人家比火器比不了,比弓马骑射功夫也比不了。
准噶尔人作为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继承了蒙古骑兵骁勇善战的作风。这时清朝入关已近百年:昔日骁勇善战的八旗军大多已转型成为享受型的纨绔子弟,所以自从清军入关后战斗力就呈直线下降状态。当然八旗军内部也分为不同的派系:那些从龙入关的京城八旗军战斗力确实已大打折扣,不过留在关外的黑龙江索伦兵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仍保持着顽强的战斗力,所以直到乾隆年间索伦兵仍被视为清军中的王牌部队。
然而派系问题导致的组织不力使京旗、蒙古兵、索伦兵、绿营兵在和通泊之战中完全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作为指挥官的傅尔丹不仅没设法解决队伍中的派系问题,反而公然袒护作为自己嫡系的京城八旗军,从而导致蒙古兵、索伦兵、汉人绿营兵与京城八旗军之间离心离德。加之傅尔丹在战前因为轻信了那几个俘虏散播的假消息,结果一头钻进了三倍于己的敌人埋伏包围之中。
战斗中准噶尔一方在兵力上、火器装备上、骑射功夫上都完全碾压清军,所以整场战斗完全呈现出一边倒的格局。和通泊之战后噶尔丹策零乘胜东进一度令形势变得对清朝方面非常危急。这时噶尔丹策零同样也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喀尔喀部的策凌趁机率军大破准噶尔军队。此后清朝与准噶尔就陷入对峙的局面:谁也无法彻底击败对方,所以只能选择议和。
清朝方面自康熙五十六年以来清军在与准噶尔的战争中已先后花费军饷七千余万两白银。在和通泊之战等战事中由于清军将领的失误使喀尔喀蒙古等部都蒙受了不小的损失。清王朝之所以要持续打压准噶尔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阻止准噶尔统一蒙古各部,然而和通泊之战后已归附清朝的喀尔喀等蒙古部落渐渐萌生了对清廷的不满情绪。搞不好准噶尔没拿下来,已归附的蒙古部落也有可能叛离。
准噶尔方面如果单纯看军力是丝毫不亚于清王朝的,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还强于清军。不过双方在整体综合国力上却相距甚远:准噶尔汗国尽管统治地域辽阔,然而境内大部分地区都是高原沙漠,所以在人口总数和经济潜力上远远不及清朝。在战场上准噶尔与清王朝一直都是互有胜负:双方都在战争中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损失,然而清王朝的恢复能力却明显要强于准噶尔汗国。
在这种两边都已打得精疲力尽的形势下雍正于1735年再次和准噶尔帝国签订和约:规定两国以漠北杭爱山为界——以东属清,以西属准噶尔。和通泊之战的失利导致雍正苦心经营数年的平定准噶尔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也让康熙时期的苦心经营付之东流。自此雍正一朝再无力平定准噶尔汗国。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汗国爆发内战,此后准噶尔国势急转直下。
一时间原本已臣服于准噶尔的哈萨克举兵反抗,东部的清军虎视眈眈,沙俄也在这一时期加紧向准噶尔的土地渗透。国力衰颓的准噶尔不得不在各方势力之间夹缝求生。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汗国再次发生内乱,乾隆皇帝打算趁机对其用兵。雍正年间的惨败使满朝文武对西征准噶尔一事多持否定态度。就在清廷上下议论纷纷之际时任户部尚书兼军机处大臣的富察·傅恒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并自请办理此役。
早就下定决心开打的乾隆立刻开始准备同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攻克伊犁并成功俘获准噶尔大汗绰罗斯·达瓦齐,至此同清朝康、雍、乾三代持续对立的准噶尔汗国终于被平定。此后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睦尔撒纳一度举兵叛乱,但于1757年被清军平定。当初准噶尔部在消灭南疆的叶尔羌汗国后曾将南疆的伊斯兰宗教领袖大、小和卓扣押。
清军平定准噶尔后将大小和卓释放并派他们招抚天山南路各城。阿睦尔撒纳率准噶尔残部叛乱时大小和卓乘机控制了喀什噶尔、叶尔羌(今新疆莎车)等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和卓霍集占杀死清军副都统阿敏道后举兵自立。叛军一度控制了天山南麓大部分地方。次年(1758年)乾隆皇帝发兵征讨大小和卓,在库车、叶尔羌、和阗等地与大小和卓交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小和卓兵败西逃。西逃的大小和卓最终经葱岭进入巴达克山(在今阿富汗东北部),被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擒杀。至此天山南北的西域地区再次被中原正统王朝纳入版图,乾隆因此地为清朝新得疆土故命名为新疆。此时清朝的疆域达到了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的历史最大值。清代对新疆的统治比起汉唐时期的羁縻制度也更为稳固。
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发生的怛罗斯之战?
老衲侃春秋现在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历史,讲述历史,解读历史”
怛罗斯之战,是唐玄宗时期,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和阿拉伯帝国(唐朝叫大食国)为首的中亚诸国联军,在怛罗斯发生的一场遭遇战。
怛罗斯的具体位置,到今天也没有确定。大致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相邻边境、塔拉兹地区。
怛罗斯之战发生时间在公元751年7月——8月,此战以大食国军队的惨胜而告终。
关于双方参战的兵力,由于史料记载的混乱,有多种版本:
一、大食国200000人,唐军30000人。
二、大食国70000人,唐军20000人。
三、大食国先200000人,后增兵到300000人。唐朝远征军24000人。
伤亡情况,通常有两种数据:
一、大食国方面伤亡7万,唐军伤亡2万人
二、大食国方面伤亡3万,唐军伤亡1万余人
这是大食国与大唐几次边境冲突中唯一一次打胜安西军的战斗。
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战斗呢?其实说起此战的起因,很让人不以为然。
从公元747年开始,高仙芝带领他的远征军,踏上了西征的征途。他首先用欺诈的手段打开了小勃律国的大门,随后逼迫国王和吐蕃公主投降。
下来紧接着又用同样手段灭了石国,征服了朅师国,并且击溃了吐蕃的援军,为大唐立下不世之功。
当他把这些俘获的突骑施可汗、吐蕃赞普、石国王、朅师王押往长安后,受到唐玄宗的特别礼遇,除担任安西四镇节度使外,因为功勋卓著,又加授开府仪同三司。
高仙芝虽然为帝国立下如此大功,但这里头有个问题。他的军功充满了诡诈和血腥,最关键的是出现了战略失误。
这个错误在当时没有表露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错误开始扩大发酵,最后竟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他的战略失误是什么呢?就是用不道义的手段征服了石国。
石国国王那俱车鼻施继位之后,因为对唐朝忠诚,所以当唐军到来后,那俱车鼻施同意高仙芝的约和。
高仙芝假意派人先与石国约和,然后趁乘其不备,出兵掩袭,俘虏石国国王及其部众。这时他的贪婪本性暴露无疑,开始纵兵杀掠,甚至连老弱病残都不肯放过。
这次行动,高仙芝共掠夺了碧珠十余斛,黄金五六骆驼,其他的马匹杂货等不计其数,他将这些财物全部拿回家中,据为己有。
灭了石国以后,在回军的途中,又诬蔑突骑施反叛,攻打了突骑施,俘虏了移拨可汗。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
石国与突骑施的被攻打,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抗,唐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被害者除了石国的老弱之外,还有许多在石国进行贸易的昭武九姓的胡商。
石国的王子侥幸躲过了这场灾难,逃到胡人部落。然后将高仙芝欺压和贪暴的情况告诉了胡人。诸胡部落听后大怒,暗中联系大食国的军队,要一起联合进攻安西四镇。
高仙芝得到这个情报之后于公元751年四月,从安西出发,准备先发制人。
在翻过帕米尔高原(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部队在七月份到达了大食国人控制下的怛逻斯,并且开始围攻怛逻斯城。
双方在怛逻斯河两岸、奥李-阿塔(今江布尔)附近展开了决战。
在高仙芝的指挥之下,唐朝军队是极其善战的,靠着步兵的强弓硬弩,一开始占有很大的优势;唐朝的骑兵一度完全压制了大食国的骑兵。
但是由于大食国联军的数量极多,唐军无法取得最后的胜利。
战斗进行到第五天,形势突变,唐朝军队战斗到傍晚之后,高仙芝带来的葛逻禄雇佣兵突然叛变,他们从背后包围了唐朝的步兵并且断绝了他们与骑兵的联系。
而大食国的联军乘唐朝军队由于葛逻禄雇佣兵突然叛变而暂时混乱的机会,出动重骑兵突击唐朝军队的中心,于是高仙芝终于溃败。
由于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又在前面挡住去路,人马拥塞道路,撤退非常缓慢。
右威卫将军李嗣业急了眼,不管自己人还是敌军,奋起大棒只管一顿猛砸,为他杀开一条血路,主将高仙芝这才得以逃脱。
两万多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只剩下数千人逃生。
在这里要多说一句,关于人员伤亡,国内就好几个版本。而大食国的统计在此忽略。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记载唐军总数3万人、深入与敌人作战、最后返回数千人。以此计算,唐军损失了两万多人。
《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九记载唐军总数两万人、深入胡地与敌人作战、最后返回数千人。以此计算,唐军损失了一万多人。
《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三记载“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千余人”。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此战唐朝军队至少损失在一万人以上。
怛罗斯中葛逻禄部族是极其关键的角色,他们的叛变成为了怛罗斯之战的转折点。
关于葛逻禄部反叛的原因,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和大食国交易的结果——葛逻禄人帮助大食国打败唐朝军队,而大食国则默许葛逻禄人在两河流域附近的扩张。
个人认为除了以上原因,葛逻禄这么容易被策反,还有一个对高仙芝的信任危机问题。
此前他对小勃律国和石国就是用欺诈手段取胜的,并且进行了疯狂的抢掠,这种出尔反尔行为必定为他人所不齿。
安西都护府此战精锐损失殆尽,可称是损失惨重。但是盛唐时期的恢复能力是惊人的,仅仅过了两年,新任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于公元753年进攻受吐蕃控制的大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的巴勒提斯坦),“大破之,受降而还。”
这说明安西都护府的实力已经大体恢复,如若不是安史之乱,唐朝和大食国两者之间还有可能再一较长短。
但是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使唐朝已经无力染指西域了,由此退出对中亚霸权的争夺。
此战虽然唐军败了,但大食国也只能算是惨胜。
就其军事意义上来说,对两国的整体实力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此战之所以影响深远,因为此战造成了以下的后果:
一、怛罗斯之战过后,唐朝无力染指帕米尔高原以西之地,许多自汉代以来就已载入中国史籍并为中国干涉控制的古国均落入阿拉伯人手中,唐朝的势力范围缩小了百余万平方公里。
二、它是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强势扩张时的一次最直接的碰撞,这场战役大致上厘定了两大文化区的地理界限。
此后以葱岭为界,西面为伊斯兰文化控制范围;葱岭以东则是汉文化的控制区域。
东西方的第一次碰撞最终以这种心照不宣的形式结束了。
三、此战却无意中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唐朝向西方输出了许多宝贵的技术。
唐帝国此役战败,有近万唐兵成为战俘,这其中有许多的工匠。这些工匠把唐朝的先进文化技术一起带到了中亚欧洲,使自己的科技文化对阿拉伯地区形成了巨大的震慑。
怛罗斯之战促进了中国造纸术的西传。据史料记载,正是怛罗斯中被俘的唐军将士中的一些造纸工匠,将造纸术传入中亚和西亚地区。
当然,对于这一点,史学界有争议,还有人认为早在怛罗斯战役之前,造纸术就已经通过西域各国传往了阿拉伯地区。
但是我的个人观点,在怛罗斯战役结束后不久,中亚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撒马尔罕成为阿拉伯帝国造纸中心。
很快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
这只能说明是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唐朝士兵,在当地生产纸张,并将手艺传给了当地的阿拉伯人及中亚人。
造纸术由此传入阿拉伯,并进一步流入欧洲。
平滑柔和、适于书写的中国纸张很快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羊皮、树皮等书写载体,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这可能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个结果吧。
参考资料: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
《新唐书》宋·欧阳修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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